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智库|“一带一路”建设与中国双向投资的协同发展

2019/11/9 3:21:13

智库|“一带一路”建设与中国双向投资的协同发展

中国提出“一带一路”倡议,不仅是中国新形势下开放型经济发展的重大选择,同时也将引领中国的新型开放经济发展:“引进来”与“走出去”双向互动与开放发展。

 

以“一带一路”为动力,实施双向投资和对外贸易的协同发展

 

第一,投资创造贸易。助推中国与“一带一路”国家的经贸合作。国有资本带动民营资本向“一带一路”国家的投资,以“五通”实现沿线国家发展能力的提升,进而实现中国与这些国家全面经贸关系的发展与合作共赢,实现开放经济的协调发展。因此,“一带一路”建设的本质是投资创造贸易,实施双向投资和对外贸易的协同发展。

 

第二,投资促进贸易。通过渝新欧、郑新欧等“中欧班列”的贯通运行,带动重庆、郑州等沿线地区的对外贸易和双向投资,打造内陆开放新高地,推动内陆和中西部地区对外开放的协同发展。以渝新欧为例,成本是空运的1/5,运输时间比海运减少1个月,具有很大的经济价值。目前,“中欧班列”不仅去程已经常规化、稳定化,实现了满载运输,回程的空载率也已大大下降,有利于带动“一带一路”沿线地区的经贸发展。

 

第三,投资贸易一体化。通过在“一带一路”沿线开设境外经贸合作区,实现重点产业和重点企业的抱团出海。境外经贸合作区不仅能够提供全方位的投资服务,为“走出去”的企业解除当地法律、知识产权、会计、财务、包括基础设施、政策风险评估等各方面的后顾之忧,其规模也为重点产业、重点企业引领中小企业对外投资、打造上下游关联企业的产业集群提供了条件。截至2016年底,中国企业在“一带一路”国家建立初具规模的合作区56家,累计投资185.5亿美元,入区企业1082家,总产值506.9亿美元,上缴东道国税费10.7亿美元,为当地创造就业岗位17.7万个。在“共商、共建、共享”的合作原则下,境外经贸合作区为推动中国与“一带一路”国家的大通关合作提供了条件。

 

以“一带一路”为契机,实现多层次全方位协同发展

 

通过“一带一路”建设和“自贸试验区”建设的协同发展,构筑便利化、国际化、法制化的营商环境,重塑沿海开放高地新优势。“一带一路”地区和“1+3+7”自贸试验区格局的叠加,将内陆和沿海地区一以贯之,打通了人流、物流、资金流,使分割的国内大市场实现双向投资的协同发展。

 

以上海、重庆等“一带一路”建设的重点城市为支点,强化沿海和内陆开放城市与“一带一路”国家的双向投资合作。重点城市、支点城市之间的经贸往来和投资合作,特别是“一带一路”国家的港口城市、经贸枢纽城市和中国沿海、内陆开放高地之间的双向投资,不仅能够带动两国的进出口贸易,而且有助于推动“一带一路”与长江经济带的协同发展。目前,中国已经和阿联酋、土耳其、捷克等国家签署了双边经贸合作关系协议,接下来可以进一步签订项目协议,使双边经贸合作具有实质性的内容,有后续的发展。

 

在考虑了中央和地方协调之后,还须考虑地方之间的关系,即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在地区间的协调问题。事实上,无论是引进外资还是对外投资,东部沿海地区都要远远超过中西部地区,在这个问题上,既有历史因素,也有地理原因,地区在产业发展上也有差异,在同一个地区,大城市和小城市也有差异,因此,各地区都不可能是相同模式。要在引进来的产业发展上有地区差异,“走出去”上重点发展大都市的平台功能,即集聚跨国公司与金融服务等机构,全力支持“走出去”。

 

以“一带一路”为依托,加强双向投资下产业发展的协调

 

“引进来”和“走出去”在产业结构上有差异,同时又会形成互动以相互促进。要制订“引进来”发展的重点产业战略,特别是现代服务业,支持国内整体增长与发展;要规划“走出去”重点产业,形成进出产业的基本差异式结构与相互促进关系。“一带一路”覆盖全国各个省、市、自治区,有利于协调整体的产业布局,发挥各地区在“引进来”和“走出去”中不同的产业特点和比较优势,从而避免地区间同质竞争。以贵州为例,“贵州模式”是一种以大数据产业为核心,保持经济增长与生态平衡协同发展的模式。贵州在守住生态与发展两条底线的基础上,以大数据为主导产业,分别向上下游产业扩张发展全产业链,围绕大数据政用、民用、商用等领域发展成果,构建全球大数据新高地。作为中西部地区对外开放的高地,重庆则围绕制造业的发展,精心打造电子、汽摩等产业,在重点发展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基础上,提出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,并鼓励外资在重庆设立研发中心等。

 

实施中国与“一带一路”国家产业园区的双向合作。一方面,20世纪90年代,中国和新加坡政府展开国际合作,在苏州建立了中国——新加坡苏州工业园区,1994-2004年由新加坡政府负责管理;2007年,两国再次合作在天津滨海新区建立了中国——新加坡天津生态城;上述园区合作模式有望通过基金运作的方式在重庆进行复制。另一方面,就中国的发展情况而言,已经到了把中国的产业园区开设到海外的阶段,在这方面,日本的综合商社模式值得借鉴。日本通过打造“综合商社”,为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迅速发展和产业转移提供了条件,“雁行模式”已经成为产业梯度转移的重要理论。目前,中国和马来西亚展开国际合作,已经在中国建立了中马钦州产业园区,在马来西亚建立了马中关丹产业园区;这一两国双园模式的诞生,为中国与“一带一路”国家的共同发展奠定了基础。从企业到产业再到园区,双向投资的发展已经历了三个阶段,“一带一路”建设将为国家双向投资的实施提供更多的经验借鉴和政策创新的“试验田”。

 

以“一带一路”为平台,实施体制改革与政策开放的协同

 

第一,体制改革和产业开放的协同发展。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是建设一个开放型经济新体制,而这一体制的核心不是更强的外贸外资激励政策,而是更为规范、透明、国际化、法治化的经济制度,是一个与国际投资自由公平要求相对应的经济体制。随着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》等四部法律的修订,中国全面实施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,进一步扩大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开放,深化金融、航运、文化、医疗、体育、养老和专业服务业领域开放措施,完善外商投资监管体系,实现体制机制再创新。

 

第二,双向投资与对外援助的协同发展。以“一带一路”为载体,推进与沿线国家的金融、贸易、产业合作,将基础设施建设与产业集群式发展、国有企业“走出去”相结合,实现利益共享、风险共担的双边或多边投资合作新机制。

 

第三,投资政策与税收政策的协同。秉承国家供给侧改革的大思路、大战略,提高双向投资政策的精准度,对于不同的产业进行不同的税收政策设计,适当向战略性产业以及产业园区提供政策倾斜,以促进民营企业积极参与“一带一路”投资。


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所长/研究员

主编:王多

题图来源:视觉中国 图片编辑:雍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