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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而很抽象时而很现实,蒙德里安其实是哲学家

2019/10/22 23:11:44

时而很抽象时而很现实,蒙德里安其实是哲学家

这是头骨还是花?无精打采的茎叶上,一朵白色圆形的菊花在垂死绽放,像一个人的头颅,其幽灵般的眼窝正窥视着这个世界。1908年,当皮特·蒙德里安(Piet Mondrian)画下这幅名为《变形》(Metamorphosis)的病态形象时,他正在想一些什么?

《变形》(Metamorphosis),1908

 

这是晚期浪漫主义的颓废绽放,充满激情与内在的感觉,全然使人忘却了时间。当蒙德里安完成这一艺术作品,马蒂斯(Matisse)已是巴黎家喻户晓的人物,毕加索已在1907年创作出打破传统的《阿维尼翁的少女》(Les Demoiselles d’Avignon)。然而,在阿姆斯特丹,19世纪的审美理想依然存在。36岁的蒙德里安正在创作当地艺术市场所需要的东西——鲜花、风车、日落和农舍。没有人能预料到他会在1944年的纽约以一位前卫艺术家的身份去世,并以20世纪最伟大的现代艺术家之一的身份被人类铭记。

 

2017年,可以称为现代世界的一百周年:1917年,十月革命改变了地缘政治的面貌,马歇尔·杜尚(Marcel Duchamp)将一个尿壶送往艺术展览参展……不过,今年的海牙市(Hague)却在庆祝另一个100周年——风格派(De Stijl)的诞生。这是一场由蒙德里安、杜斯伯格(Theo van Doesburg)、格里特·里特维尔德(Gerrit Rietveld)、其他荷兰艺术家及建筑师们发起的运动,这场运动旨在用纯粹的几何设计和纯粹的原色去改变世界。

 

在海牙,这些红色、蓝色与黄色正在为风格派举办一场盛大的生日聚会,海牙的很多公共建筑都运用了蒙德里安风格的图案进行装饰。与此同时,海牙市立博物馆(Gemeentemuseum)开展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蒙德里安艺术展览。然而,这个令人着迷的展览某种程度颠覆了最初办展的动机:它远非是对1917年革命时期的再现,而是有着更为深刻的根源。就像1908年他画的那朵垂死的花儿一样,它成长于19世纪腐朽的土壤之中。

海牙市政厅

 

蒙德里安出生于1872年。当时,乔治艾略特的《米德尔马契》(Middlemarch,1871-1872,是艾略特小说创作鼎盛时期的成熟之作,被视为“最完美的伦理道德典范”,标志着背离传统的社会伦理小说的开端)正在连载出版。蒙德里安比毕加索年长10岁,当奥斯卡·王尔德(Oscar Wilde)被送进监狱时,他才20多岁。蒙德里安一生的大部分时光都处于维多利亚女王时代,而这个时代对蒙德里安的艺术造成了不可磨灭的影响。

 

如果你参观这个展览,期待着每一间房子里都有黑白格子与明亮的彩色平面图,那么你一定会感到失望。展览中最早的一幅画来自1891年,画中,蒙德里安用十分写实的手法刻画了一只死去的野兔。这只是该博物馆收藏的大量蒙德里安早期作品的一部分。1919年,当他从荷兰永久移民到国外时,蒙德里安把他的大部分作品都留给了朋友所罗门·斯利普(Salomon Slijper),而斯利普最终把它们遗赠给了海牙市立博物馆。

《死去的野兔》(Dead Hare),1891

 

鲜花与运河,这些荷兰式的命题,像是蒙德里安艺术道路上一条迂回的曲线。然而只有在沿着蒙德里安漫长而痛苦的艺术进化之路行走之后,你才能真正理解他的勇气与正直。他在1917年醒来,开始画彩色的矩形,与此同时他的想法也在逐渐改变。蒙德里安对抽象艺术的发现是其精神追求的高潮。

 

我们在展览中看到的,是一个画家在竭力寻找肉眼所见以外的事物。这幅1908年的菊花画便是一个线索。它是生命与死亡、腐烂与更新的象征:即使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死去,灵魂仍在另一个平行世界生存。

 

这种精神上的渴望在1908年的另一幅《虔诚》(Devotion)中以一种更为多愁善感的方式表现出来,一个女孩正虔诚地注视着一朵漂浮在空中的花朵。1911年的《进化》(Evolution)描绘了三幅像复活节岛雕像一样的发光生物。你绝不能错过这些近似宗教的绘画中所表现的神秘野心。

《虔诚》(Devotion),1908

 

《进化》(Evolution),1911

 

蒙德里安对通神论(Theosophy)十分着迷,这个有关“精神主义”与“神秘”的学派成立于1875年的纽约。在海伦娜·布拉瓦茨基(Madam Blavasky)的领导下,神智学者试图去发现“人类无法解释的自然法则和人类自身潜在的力量”。该学派由维多利亚时代的精神主义发展而来,又回到了像新柏拉图主义这样的旧信仰体系,它宣扬了一个超越人类自身所看到世界的更高级存在。

 

如果想把这些东西作为一种伟大的艺术源泉来严肃对待一下,不妨看看威廉·布莱克(William Blake)的作品。从18世纪90年代开始,布莱克就根据自己对现实世界的拒绝,创造了自己的神话。譬如他刻画了一只跳蚤的鬼魂,呈现出人们看不见的事物。

威廉·布莱克(William Blake):《跳蚤鬼》(the Ghost of a Flea),1819-1820

 

蒙德里安也是如此,在他的几幅直接表达神论的画作中,蒙德里安是一个真正的怪人。然而,在更成功的作品中,他的神秘主义像火把一样照亮了荷兰的风景。蒙德里安1908年的一幅作品《阳光下的风车》(Mill in Sunlight)表现了一种狂热的幻想,风车沐浴在红色的火焰中,柠檬色的天空被星星点点的蓝色点缀。

《阳光下的风车》(Mill in Sunlight),1908

 

当蒙德里安在创作这幅画时,毕加索正在进行他的立体主义创作。蒙德里安的思维似乎与毕加索以及他的合作伙伴乔治·布拉克(Georges Braque)对现实世界的强硬分析格格不入。蒙德里安在1912年初去了巴黎,他的画突然之间失去所有浪漫的色彩。1912年,他创作了《一棵开花的苹果树》(Flowering Apple Tree),浅色苍白的叶子在分开的树杈上流淌。就好像他正在心中画一棵苹果树,感觉着树的真实存在——用他闭着的双眼,开放的想象。

《一棵开花的苹果树》(Flowering Apple Tree),1912

 

毕加索和布莱克教会了蒙德里安如何超越表象去看待事物。自文艺复兴以来,西方艺术的使命就是准确地描绘现实,而立体主义则打破了这种局面。对蒙德里安来说,精神的直观维度是他所想要描绘的世界的通行证。到1914年,在他画的《码头和海洋》(Pier and Ocean)中,立体派的碎片和平面已经重新排列成各种垂直与水平的黑色线条,在苍白的虚空中纵横交错。

《码头和海洋》(Pier and Ocean),1914

 

当凡•杜斯伯格(Van Doesburg)在1917年创办《风格》杂志时,蒙德里安为它写了一篇文章,并向其追随者分享了这一大胆的尝试,试图彻底改变荷兰停滞不前的艺术文化环境。由风格派设计的房屋和家具,其几何形状的自由足以解放世界。在早期现代主义的作品里,没有比里特维德(Rietveld)的“风格派”椅子更大胆的尝试了,他将椅子的不同表面用明亮的色彩加以区别,大大改变了椅子本身的观感。

然而,蒙德里安只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回到了荷兰。到1919年,他又再次回到巴黎,但他始终通过书信与风格派保持着紧密的联系。他在巴黎的工作室本身便是一件充满梦想的艺术作品。蒙德里安睡在一楼的一个小隔间里,但到了楼上,他那明亮的日光工作室是一幅活生生的蒙德里安画作,白色墙壁上装饰着彩色的方格,房间被整洁地布置成工作、思考两个区域。

 

蒙德里安在那里创作的作品是无尽、无限与永恒的。他的每一件成熟的作品都是更大现实的一部分,其维度是无限的。黑色的线条划分开一块块原色平面,红、蓝、黄三种颜色在白色画布上翩翩起舞。

《红色、黄色、蓝色的组合》(Composition With Red, Yellow & Blue),1935

 

蒙德里安最后的杰作《胜利之舞》(Victory Boogie Woogie)是他在战前逃离欧洲来到纽约完成的,这是海牙市立博物馆最值得骄傲的展品。该作品将乌托邦与曼哈顿(Manhattan)的街道规划结合在一起。

《胜利之舞》(Victory Boogie Woogie),1944

 

这次展览呈现了蒙德里安一生的艺术道路:这位在19世纪曾经擅长刻画静物的艺术家成为了20世纪现代世界最伟大的艺术定义者之一。然而,越是对比其早期和晚期的艺术作品,你就越能在最简陋的乡村景色中看到彩色的矩形。1896年,年轻的蒙德里安创作了《农舍的晾衣架》(Farmhouse With Wash on the Line),白色亚麻布质地的衣物悬挂在空中。在衣服的上方是一个红色的矩形屋顶。于是,作为一个抽象的场景,在荷兰乡村一个宁静的日子里,一件美丽的新事物诞生了。

《农家的晾衣架》(Farmhouse With Wash on the Line),1896

 


本文编译自《卫报》

编译:华烨